武汉大学为什么叫国立武汉大学 什么是国立武汉大学

hello大家好，我是大学网网小航来为大家解答以上问题，武汉大学为什么叫国立武汉大学，什么是国立武汉大学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按：去年年初武汉“封城”期间，笔者在困居家中时，有一天突然灵机一动，觉得可以通过集中展示若干历史图片的形式，为昔日的“国立武汉大学”及其前身“武昌高师”制作一部简单的“编年”图史。大半年的时间过后，我最终在我们武汉大学历史上最早的两个“校庆日”（10月31日和11月2日）里分别推出了什么是“国立武汉大学”？（之一）什么是“国立武汉大学”？（之二）以及什么是“武昌高师”？——国立武汉大学“前传”（上）。按照当时的计划，我将会在一个多月之后分别推出“下篇”，无奈工作实在太忙，一个多月最后被拖成了一年多，直到此时此刻，这个下篇才姗姗来迟，还望各位读者朋友们海涵！o(∩_∩)o

1938：西迁乐山

1938年2月21日，国立武汉大学第322次校务会议正式决定迁校四川乐山。3月，武大师生采用自由组合的方式，分批乘船出发，踏上了西迁乐山的漫漫征程。4月29日，“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正式开学。7月，留在珞珈山校本部学习的四年级学生纷纷毕业离校，王星拱校长率领最后一批随校西迁的教职员离开了珞珈山。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乐山风光

武大学生陆秀丽（右，现年103岁）、唐良桐（左）在乘“民贵轮”入川途中

乐山文庙“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校牌

国立武汉大学校本部——乐山文庙鸟瞰

1938年夏，国立武汉大学数学系师生在乐山陈庄结伴郊游、聚餐

1939：明诚弘毅

1939年4月21日，国立武汉大学第354次校务会议议决以“明诚弘毅”四字为本校校训。

“明诚”语出《礼记·中庸》：“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据王星拱在1931年的一次演讲中解释，“自明而诚，即是择善固执。学者不全是圣人，所以择善固执，是重要的步骤”。

“弘毅”语出《论语·泰伯》：“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1939年确立的国立武汉大学校训

正如国立武汉大学乐山时期的某位校友所言，“校训为一校师生朝乾夕惕的箴言，对于校风之形成当不无功效”，当时的武大，不仅校方大力提倡“践履笃实之精神”，广大学子也满怀着“淳朴无华的气息，及沉毅踏实的精神”，“兼之武大的历任校长以及同学们尊之为人师的许多权威教授，其作人与治学又皆诚挚严谨，所以武大的传统精神，很自然地与其‘明诚弘毅’的校训相吻合”。

另一位校友则指出：“代表着武大整个精神的，是惇朴，是切实，是用功，是沉寂，这可以从各方看出来……诚朴之风不变，无论做什么，都秉承着‘明诚弘毅’（校训）的精神，保持着认真切实的态度。而绝少奢靡浮华，嚣张夸耀之习气。在校做功课时是如此，出校服务社会时，尤其如此，这是一般人所承认称许的。”

1939年作成的国立武汉大学校歌（曲作者不详，词作者疑为徐天闵、刘赜、朱光潜）

1939年6月，武大生物系欢送毕业生时的合影

1939年8月19日，侵华日军出动数十架飞机，对乐山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轰炸，全城三分之一的街区被炸毁，数千名无辜市民丧生，武汉大学亦有15名师生员工不幸遇难。

1939年“八一九”大轰炸后的乐山街景

当时在武大中文系任教的叶圣陶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标点略有修改）：

最后，他们告诉我在日本飞机还没有飞走的时候，武大和技专的同学出动了，拆卸正在燃烧的房子，杠抬受了伤的人和断了气的尸体，真有奋不顾身的气概，听到这个话，我激动得流泪了；在成都听人说起那一回成都被炸，中央军校的全体同学立刻出动，努力救火救人，我也激动得流了泪——那是教育奏效的凭证，那是青年有为的凭证，把这一种舍己为群的精神推广开来，什么事情做不来呢！

同样是在1939年，盘踞在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的侵华日军，千里迢迢地从其本土运来一批樱花树苗，将自己的“国花”栽植于此，以炫耀武功，给这座美丽的校园留下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屈辱印记。

武汉沦陷期间，侵华日军在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种下的第一批日本樱花树(该照片约摄于1947年春或1948年春)

1939年9月，武大生物系教授高尚荫与助教公立华合作，在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题为Fresh-Water Medusae Found in Kiating, Szechuen, China的论文（详细的研究报告则在本校出版的《国立武汉大学理科季刊》上连载），报导了1939年1月14日和2月12日在嘉定大渡河边同一池塘发现的两种淡水水母物种的生存环境及体形和器官特征，其中，后者为我国特有种类，遂将其命名为“中华桃花水母”（Craspedacusta sinensis）。这是中国学者在无脊椎动物学领域最早的开创性研究，而这一研究成果直到近年来仍有人引用。

1940：共济时艰

1940年1月，国立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邬保良在英国《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了题为A Simple Rule for Evaluating Atomic Constants的论文，该文从精细结构常数α等已有关系式出发，推导出了一种计算某些原子常数的简易计算法，并得到与实验值非常近似的计算结果。

著名漫画家、国立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生方成（原名孙顺潮，笔名利巴尔）笔下的观斗山第三男生宿舍内景（后改为实验室，第三宿舍则改设于叮咚街）

方成漫画

1940年7月，武汉大学对学生进行体格检查，发现男生营养不良者在十分之一以上。学校医务室的条件也很简陋，当年全校平均每天有40多人患疟疾，而医务室每天仅有10支奎宁注射剂，这就使得许多身患重病的学生不得不每日早起去校医室争抢那一针救命的奎宁。

方成漫画

乐山时期，毫无疑问是武汉大学历史上物质条件最恶劣、物质生活最艰苦的时期。为解决生计，广大师生不得不抽出大量宝贵时间来从事各种“副业”——或翻箱倒柜，变卖旧物，或托人求情，兼职代课，甚至摆摊设点，做小生意，藉此度过难关，哪怕是全校薪俸最高的王星拱校长亦不免如此，他的夫人甚至还在家门外开垦荒地，种菜养猪，以弥补食粮之不足。放眼古今中外各国大学校长，像抗战时期的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这样因生活艰难而在自家门前养猪的，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一大奇闻！

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与夫人叶玉芝在乐山住所门前的合影

在整个乐山八年期间，武汉大学的师生总数不过数千人，但非正常死亡人数竟在百人以上，如此之高的死亡率，使得学校的公墓不得不一再扩大，最后甚至被广大师生无比心酸地称为“第八宿舍”（因乐山时期全校的学生宿舍最多时共有七处）。

物质匮乏、经费短缺、生活困苦，从来就没有将这所流亡大学的师生们压垮，恰恰相反，他们直面艰窘，咬紧牙关，因陋就简，迎难而上，想尽一切办法来努力坚持各种办学活动的正常开展。破旧的寺庙、祠堂、工厂、民房等稍加修理改造，就变成了教室、宿舍、图书馆和实验室。广大教师安贫乐道，辛勤工作，莘莘学子一心向学，刻苦攻读，虽粗粝不饱，衣履不完，却从未放弃对知识与学术的孜孜以求。

1940年夏，位于乐山文庙的“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正式更名为“国立武汉大学”

1940年夏，中国第一位图书馆学博士（同时也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第二位图书馆学博士）桂质柏应国立武汉大学之聘，来校担任文学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

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主任桂质柏

桂质柏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

乐山时期的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文庙大成殿

位于乐山文庙大成殿的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内景（李约瑟 摄）

乐山时期国立武汉大学校友卢祥麟（时名卢祯）曾使用过的借书证

1940年11月，高尚荫教授又在Science上发表了题为The Occurrence and Isolation of Azotobacter in Chinese Soils的论文，对取自四川各地15类以上土壤样本共127个样品进行了非共生固氮菌测定，结果是102个样品含有固氮菌；这是对中国大面积土壤开展非共生固氮菌的首例研究报导。

1941：“校运复兴”

1941年初，王星拱校长聘请外文系著名教授朱光潜为教务长。3月，朱光潜在学校“总理纪念周”上发表了题为《说校风》的演讲，他指出，优良的校风必须具备四个特点——“家庭的和乐空气”、“爱护纪律的风气”、“很浓厚的研究学术的风气”、“宏毅豁达的胸襟气宇”。

国立武汉大学教务长朱光潜

乐山时期的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文庙尊经阁）

1941年3月，高尚荫教授在Nature上发表了题为Soil Protozoa in some Chinese Soils的通信，调查研究了从嘉定及周边地区收集的40份土壤标本中的57种原生动物。

1941年6月，国立武汉大学数学学会欢送毕业同学合影

1941年，国立武汉大学法科研究所（原有经济学部）增设政治学部，工科研究所（原有土木工程学部）增设电机工程学部。

位于乐山三育学校的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电机大楼

著名理论电工与电子工程专家、中国第一代核武器引爆控制系统和遥测系统的开拓者与奠基者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毕业生俞大光在乐山学习期间的《热工学》笔记

俞大光在1941年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学业竞试中所获奖状

1942年春，曾有一位武汉大学校友这样写道：

一年以来，母校虽没有特殊令人兴奋的好消息，可是校务进行的顺利，先生和同学们大家爱护学校的精神，以及在学术上研究空气的浓厚，不减当年珞珈胜况，真要算是迁到嘉定来校运复兴之年了！

……

总之，母校自迁嘉定，初以大动以后，难于立即安定，更因校舍离散，规模扩大，一切难以就序，颇嫌精神涣散，校运维艰，但经全体师友一致努力，渐归正轨，迄于现在，不但保持了当年的优点，并弥补了当年孤处珞珈隔离社会太远的缺点，而成了一所标准的最高学府，复如上述。所以笔者认为是校运复兴之年……现在可以告慰我全体校友曰：“母校的一切进步了，并且还在继续进步中！”

1942：“四大名校”

乐山时期的国立武汉大学，以其崇高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声誉，与当时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昆明）、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国立浙江大学（遵义）一同被世人并誉为“四大名校”。

1942年的国立武汉大学教授名单

乐山时期的国立武汉大学法学院（文庙崇文阁）

当时，武汉大学的学科与师资优势主要集中于社会科学领域（法学院）。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开始在全国国立高校中设置“部聘教授”。1942年8月，首批29名部聘教授选出，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周鲠生、杨端六入选，分别成为全国政治与经济学科领域唯一的部聘教授。1943年12月，第二批部聘教授共15人产生，武大法学院经济系教授刘秉麟入选，成为全国经济学科的第二位部聘教授。1946年，部聘教授吴宓来到武汉大学外文系任教，成为武大的第四位部聘教授。全校的部聘教授数量长期位居全国第四。

20世纪40年代全国部分著名大学“部聘教授”数量统计

年 份

校 名

1942年8月

(第一批)

1943年12月

(第一、二批)

1946年初

(第一、二批)

1947年7月

(第一、二批)

1948年12月

(第一、二批)

国立中央大学

5

12

13

12

12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7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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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立北京大学

（4）

（4）

（4）

4

5

国立清华大学

（3）

（5）

（3）

4

4

国立浙江大学

3

4

4

5

5

国立武汉大学

2

3

3

4

4

国立中山大学

1

3

2

2

2

国立交通大学

\

\

\

1

1

国立四川大学

\

2

2

1

\

国立重庆大学

\

1

2

1

1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1

1

1

1

1

国立广西大学

\

\

\

1

1

1942年，国立武汉大学在原有的法科研究所与工科研究所的基础上，又增设了文科研究所（下设文史学部）与理科研究所（下设理化学部），正式成立了研究院，共设有4个研究所、6个学部，其数量位于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之后，名列全国第四，整个抗战期间的研究生培养人数则位居全国第五。

1942年成立的女舍读书会成员合影

1939年3月，武汉大学在乐山举行了首次大规模的“学术展览会”。1939年以后，由于空袭频繁，学术展览会未能按年举办。从1942年开始，武汉大学再次连续四年在乐山举办了“科学扩大宣传展览会”，对于“提高国民科学兴趣，普及科学教育”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图为武大学生在科学展览会上演示提卤制盐

1943：蜚声中外

1943年5月底，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中）与教务长朱光潜（右）、化学系主任叶峤（左）在乐山文庙校本部一同接待来校访问的李约瑟博士（该照片由李约瑟本人拍摄）

1943年5月底，世界著名的生物化学家与科学史专家、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博士来到乐山国立武汉大学访问，武大理学院的多位学者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坚持开展科学研究的顽强精神及其所取得的一些重要成果，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他曾多次撰文提及武汉大学的自然科学家们及其研究状况——

胡乾善博士（布莱克特教授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就在这里从事研究与教学，他刚完成了一本用汉语写的论述中国宇宙射线研究的专著……理论物理学家江仁寿博士[E. N. daC·安特雷德（Andrade）教授的学生]在指导刘立本有关氧化铜整流器以及罗微光关于金属弹性变形的温度效应的研究工作。在化学方面，叶峤博士研究的是当地药物的作用机理。在武汉大学时，我很高兴看到一架缩微胶卷阅读机以及从重庆的国际文化服务处送来的许多缩微胶卷（该处本身值得写一篇文章）……这些与世隔绝的人们的欢跃之情是不言而喻的。

武汉大学的科研水平非常之高，甚至可以与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相媲美，这是毫无疑问的。

嘉定武汉大学生物系在离城不远的北斗山上，在该系附近，有一座有很厚石墙的石望楼，该系现已将其作为一个很好的实验室……如今，在耶鲁大学受过训练的高尚荫博士及其同事们，在这里建起了自由中国唯一的一个致力于非医学细菌学研究的实验室。在望楼下面，机敏的石声汉博士在教植物生理学和病理学；而其上面，林春猷则在设计测量血液pH值的新电极，并研究红血球的渗透性。这里拥有中国少数的几套瓦贝格气压表之一……实验室下面有一座水池，但绝非普通水池，这儿每年都培育出一群水母（此处离海有2千英里），这种水母被高博士和公立华称之为CraspedacustaKiatingi。两位博士还对这种水母进行过生理学研究。

来自东部大城市的中国科学家对于中国西部的原始情况，及他们被迫而在技术上因陋就简，其惊异程度不亚于我们。在四川嘉定有人在可以遥见西藏山峰的一座宗祠里讨论原子核物理……

乐山城高西门外的李公祠——国立武汉大学理学院所在地

由了望塔（“石望楼”）改建而成的生理学实验室

1943年5月，国立武汉大学理学院物理系教授江仁寿（右一）、胡乾善（右三），化学系教授叶峤（左二）、邬保良（左三）、尹致中（左四），生物系教授石声汉（左一）、高尚荫（右二）等学者在乐山的合影（李约瑟 摄）

1943年9月，李约瑟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川西的科学》（Sciencein Western Szechuan）一文（第一部分），文中高度称赞武汉大学的科研水平可与西南联大相媲美

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1943年给毕业生的题词

1943年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经济系的著名经济学家谭崇台，早年在乐山求学期间，曾在国文作业中作诗一首：“东湖碧波梦，珞珈翠微心。国破山河在，何年到汉荆。”当时的国文教师叶圣陶教授在诗后批注：“爱国爱校之心深矣。”2008年，在时隔近70年之后，谭崇台先生又赋诗一首：“东湖碧波早非梦，珞珈翠微绿入心。国泰民安兴百废，六旬执教在汉荆。”

1940－194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连续举办了6届“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学业竞试”，在最终公布了结果的前4届“学业竞试”中，武汉大学共有32名学生获奖，仅次于浙江大学（51人）、中央大学（39人）、中山大学（34人），位居全国第四。

以上统计似乎遗漏了前文中提到的俞大光（俞文光另有其人），此处待考

1943年国立武汉大学15周年校庆篮球赛冠军——活力球队

1944：曙光前夜

位于乐山城外先农坛的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实习工厂

武大实习工厂设计制造的机床

在工科方面，当时武大工学院所开设的实习工厂，“据教部视察结果，认为是国内高等工厂中最充备的一所。特令大事扩充，前途无限光明”。1943年12月7日，冯玉祥来到武大实习工厂参观，后来，他曾如此称赞道：“工学院的设备还算不错，他制造了很多机器，卖给旁的机关。一个学校能制造钢铁的东西卖给别的机关，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过。”

1944年5月，美国著名地理学家葛德石（George Babcock Cressey）访问了乐山国立武汉大学，并在其考察报告中高度称赞道：

该校基础设施处于迁徙大学的平均水平之上。

图书馆藏书约10万本，其中4万本是英文书籍，这是“自由中国”最好的图书馆之一。

理学院和工学院的设备非常齐全，教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避免了战时化学试剂和必需物品的短缺，在战时背景下，仍然能够允许两三位学生一组进行常规的实验。武汉大学每个校园里都有许多临时建筑，但是它们比大多数大学里的建筑更加坚固。显然，武汉大学的行政能力和远见卓识在此得到了充分发挥。

在工学院里有一个很好的机械车间和铸造厂，现在正在为附近的盐场做一些商业工作。铸件的重量可达四分之三吨。

我参访过的学校中，武汉大学的印刷厂是最大的，里面有7台印刷机和40名工人，甚至还有一个铸造厂。印刷厂印刷的教科书仅供本地使用，因此武汉大学的教材不像其他大学那么匮乏。

中国的教育工作者认为武汉大学是最好的4所大学之一。这次访问证实了这个观点。

国立武汉大学教务长朱光潜1944年给毕业生的题词

国立武汉大学化学系主任叶峤1944年给毕业生的题词

著名国画家关山月1944年11月在乐山的画作《今日之教授生活》，画中人物为著名数学家、武大数学系教授李国平

1945：喜迎胜利

1945年6月，国民政府决定任命周鲠生继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7月底，周鲠生由重庆经成都前往乐山。8月8日，周鲠生校长正式到校视事。

周鲠生（1889－1971），字荫松，湖南长沙人，著名法学家、教育家，1945年7月至1949年8月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周鲠生校长治校办学名言

知识要成为社会的宝贝，不是作为个人的工具，知识是为大多数人增福利，不是为私人造势力……“知识社会化”的一点，我们应认着大学的精神，大学有这种精神，乃算得真正革命的建设事业，乃有它的社会的价值。因而在任何政治环境之下，自己可以站得住。

我们的大学除了造就人材和研究学术之外，还要影响社会；要做社会改造的动力；要履行这种社会的使命，大学便不应与社会离开。

现在我们要努力建设这个武大，就是要做一个榜样给国人看，让国人认清楚，建设并不是不可能或太难的事。

要知道一个大学的学术工作乃是基本，而学校行政不过是辅助学术工作的进行。我们今后应当本这种精神，使本校一切避免衙门的习气，维持学术的尊严。不然的话，就是一个一等的大学在学术上站不住脚，地位也会降低下去的。

大学是一个学术机关，不是可专以环境建筑或设备骄人的，我们应当有学术贡献表现出来。本校既然有这种优良的环境，今后务求设备充实，人才集中，使学术研究可以推进，许多文化事业也可以提倡，武汉大学除了为国家社会造就人材之外，应当更进一步的制成学术研究的中心，形成文化思想运动的一个原动力。这真是本校今后要致力的使命。

1945年7月20日和1948年5月21日，英国牛津大学两次致函中国国民政府教育部，最终确认“国立北京大学、北京国立清华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汉口国立武汉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等7所中国高校文、理学士毕业成绩平均在80分以上者，享有牛津大学之“高级生资格”（Senior Status），其具体含义为：

（1）凡在一所被认可的大学学习三年以上、并在学业结束时取得被认可学位的申请者，一经一所学院批准入学即自动获得牛津大学的高级生资格；

（2）任何享受牛津大学高级生资格的学生，都可免去获得文学士学位所要求的九学期中的三学期学习，并且可以不先参加牛津大学的考试而直接进入优等生班攻读该学位。

1945年8月10日，国立武汉大学电机系力讯社学生通过实验室电台率先得知了日本准备投降的消息，便立即告知《诚报》，《诚报》当即印发了大量《号外》，将消息迅速地传遍了整个乐山城。当日，武大师生与乐山人民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庆祝抗战胜利。

唐长孺教授生前收藏的《诚报紧急号外》（1945年8月10日）（唐刚卯先生供图）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争取国际援助，“提高学术水平，树立文化中心”，遂在胡适先生的建议下，制定了《教育部战后恢复全国国立大学校舍设备计划》，“拟于战后集中人力物力规复全国国立大学……修建校舍，充实设备，期达到与欧美各国著名大学相当之标准”，“注重建立全国各地教育文化重心，对于少数国立大学，要求最高理想之达成”，“战后全国应有国立大学二十九所”，其中，包括武汉大学（“中区”唯一的一所）在内的10所大学被列为“第一类国立大学”。

1945年的国立武汉大学教师名单

1946：重返珞珈

1946年，国立武汉大学从四川乐山复员到武昌珞珈山。10月31日，武大师生在学校礼堂举行了“本大学十八周年纪念”暨“复员后第一次开学典礼”。

国立武汉大学复员武昌路线图（1946年）

国立武汉大学1946年4月给学生发放的复员证

三十四年秋九月，倭寇请降，明年夏，本大学奉部令复校，东还武昌，兵燹之余，颓垣败瓦，无在而不可见，独本大学岿然完好如故，若有仙灵护持者然，不可谓非不幸中之大幸也。

——《校史》，《国立武汉大学毕业纪念刊（民三七级）》（1948年）

我们复员的时候，一路虽饱受艰辛，因前途有光明的希望闪耀着，仍载歌载笑，满腔愉快。当我们的船抵达江汉关，心弦便开始紧张，登上赴校的公共汽车，一路风掣而进，我们还嫌车子走得太慢。过了洪山，武汉大学的校舍已巍然在望。我们全体同仁，不禁都自车中起立瞻眺，像孩子似的发出一阵阵的欢呼。太太们中间甚有喜极而涕者。

——苏雪林：《怀珞珈》（1962年）

工学院热工实验室

工学院电机实验室

抗战胜利后的珞珈山一区“十八栋”

1946年5月，国立武汉大学奉命恢复抗战期间一度被并入中央大学的农学院。10月，又成立了医学院筹备委员会。

建设中的农学院大楼

1946年设立于武昌东厂口旧校舍的国立武汉大学城区办事处暨医院筹备处

1947：团结抗暴

1947年初，武大医学院首次招生。至此，在经过了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之后，国立武汉大学最终实现了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并驾齐驱的办学目标。

“国立武汉大学”校门牌坊背面的“文、法、理、工、农、医”六字

1947年落成的农学院大楼

1947年8月正式开业的国立武汉大学附设医院病室及门诊部

1947年5月，国立武汉大学学生积极响应和参加全国范围内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遭到政府当局的残酷镇压。6月1日，国民党军警在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一惨案”。

1947年5月22日，国立武汉大学学生举行反内战请愿游行，并冲进湖北省政府，涂写了大量反战标语

在“六一惨案”中不幸遇难的三位武大学生

在“六一惨案”中遇难、受伤及被捕的武大师生员工名单

国立武汉大学教授会为武大六一惨案宣言（1947年6月1日）

国立武汉大学全体学生为“六·一”屠杀惨案宣言（1947年6月2日）

“六一惨案”发生后，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十日内两度复电国立武汉大学教授会，就这一“不幸事件”表示抚慰

华北学联为抗议武大“六·一”惨案及各地逮捕事件罢课宣言

国立北京大学反饥饿反内战行动委员会支援武大“六·一”惨案四项要求并抗议沪、渝、穗、汴、青、杭等地非法逮捕罢课宣言（1947年6月16日）

1947年6月22日，武大师生在宋卿体育馆为在“六一惨案”中遇难的黄鸣岗、王志德、陈如丰三位同学举行追悼会

1947年6月23日，武大师生1000多人为三位遇难同学举行出殡游行，得到武汉各界人士的深切同情、慰问与大力声援

十余年来本大学扩展之速，可以知矣。且近来中外之士论及吾国大学者，辄称道本大学，以为可与北京清华等校号称第一流者，并列而无愧色。此无他，皆我校长及诸师经营教导之功也。

首任本大学校长者，为今外交部长王雪艇先生，于时草创，一切窳陋，先生荜缕以启山林，遂永奠本大学之根基，不及数稔，即蜚声于士林矣。

二十二年五月，雪艇先生晋任教育部长，王抚五先生代理校长，明年六月真除……及为校长，益尽心规画，用能使学务日进，校誉日隆；洎播越西土，事事艰难，而先生处处泰然，本大学不以丧乱远徙而衰微，反能日见扩充者，盖先生之力也。

三十四年夏……今校长周鲠生先生来继其任。鲠生先生，昔在筹备本大学时亦卓然有以自见……至是来归，遂膺斯命。先生以旧人主旧校，师生怀其旧烈，咸佇望新猷。今者，本大学甫自四川还于故址，凡百举措，孰宜守成不变，孰宜除旧更新，先生皆已熟计，将次第以行之矣。以先生之德望，它日之成就必不在雪艇抚五二先生之下也。

——《校史》，《国立武汉大学第十六届毕业纪念刊》（1947年）

1947年9月5日，时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对新闻界发表谈话，指出“改善今后大学教育应有十年计划”，并“提议在前五年采取偏私态度，预先选择五所大学，予以充分经费，使其发展，成为全国全世界有名大学……目前可以预先充实之五所大学，不客气的说，只有北大、清华、浙大、武大、中大。此五所大学战前已有基础，如集中经济力量，预先充实，必可成为世界有名之学府”。

1947年11月，国立武汉大学游离层实验室主任、物理系教授梁百先在Nature上发表了题为F2Ionization and Geomagnetic Latitudes（《F2层游离量与地磁纬度》）的论文，与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当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阿普顿（E. V. Appleton）各自独立并且大体同时发现了天空电离层“赤道异常”（Equatorial Anomaly）现象，这是中国科学家在电离层研究领域所作出的第一个受到国际学术界重视的重大发现，以致于有的学者后来将这一现象称为“Appleton-Liang Anomaly”，该论文直到近年仍然被美国和俄罗斯的学者多次引用。

梁百先教授在观测天空电离层

1948：风云激荡

1948年3月27日，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年会决议通过了“纪念蔡元培先生办法”，其中之一便是“先设元培奖学金五十名，就北大，清华，中大，武汉，浙大，中山，交通等大学生，成绩特优者授给”。

1948年4月在珞珈山校园落成的“六一纪念亭”

1948年6月，武大学生在图书馆前的“民主墙”边围观“六一惨案”周年壁报

国立武汉大学学生自治会1948年度执行委员选举会场

国立武汉大学学生自治会全体成员合影（1948年）

1948年的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

武大学生在学校附近的杨家湾茶馆小憩（1948年）

综本大学凡三易首长，初长本大学者为今外交部长王雪艇先生，继之者为王抚五先生，现长本大学者为周鲠生先生。三先生者，行完学粹，中外景慕，宏奖后进，不遗余力。论者以谓无王雪艇先生之草创鸿蒙，肩斯巨任，则不能开本大学后日之规模；无王抚五先生之善继其后，守成不渝，则本大学必不能有今日之英声茂实；无周鲠生先生之干练老成，才猷茂著，劳怨佥忘，则本大学必不能保已有之校誉而不坠。兹虽事难责重，万倍有初，然以周先生硕谋应变之才，必能使本大学辉光日盛，永耀寰中无疑也……

——《校史》，《国立武汉大学毕业纪念刊（民三七级）》（1948年）

在珞珈山几乎像是世外桃源的环境里，绝大多数的老师和同学，虽然眼看到全国性的暴风雨就要侵袭到山上了，大家总还是保持着心境上的宁静。陶醉在追求真理的理想中，做着纯学术的研究工作……

珞珈山的这种宁静，最主要的当然是一群可敬可爱的老师培养而成的。他们像是一些防风的泰山石，能发生“泰山石敢当”的作用……

这一群可敬可爱的老师，最大的心愿就是把他们生平在知识海洋中所发现的传授给同学们。因此，他们走进了课堂，绝不会存心去混时间、闲话家常，或是自吹自擂，而是站在纯学术的立场，根据他们自己辛辛苦苦地在知识的海洋中所发现的，一心一意地传授给同学。于是，在讲课的时候，对于每一个当时所讲解的问题，除掉给同学们一个基本的概念以外，往往能针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来解答，或者干脆鼓励同学提出问题然后加以解答，乃至于指点出一些学问上的基本方向和门径……同学们听过了老师们的这样讲授以后，只要自己肯稍微用点心智，便不至于摸错做学问的方向和门径，而且能养成一种自由思考的习惯以及独立判断的能力，以便在知识的领域中有所领悟和发现。

——傅正：《珞珈山在暴风雨前夕的宁静》（1969年）

抗战结束以后，在那段暴风雨就要来临的日子里，各个大学都蒙上了一阵政治阴影，大学生成了政治的牺牲品，大学生活也就越来越暗淡了。但是，生活在几乎像是世外桃源的武大学生，总算是当时国内比较幸运的一群。

珞珈山上的学生，绝大多数都过着一种典型的大学生活，尤其是一种别具风格的典型“武大人”生活。

……

同学们以珞珈山那种宁静环境为中心的生活，是一种朴实平淡的生活，也是一种独立自由的生活，尤其是一种充满自然色彩的生活。

……

不过，最重要的是，大家有一个高度独立自由的学术研究环境，可以过一种高度独立自由的学术研究生活。那时候，学校里的设备完善，除掉工学院的飞机、农学院的最新式耕耘机之类以外，图书的设备尤其丰富。当时全校学生虽然只有一千七、八百多人，但图书却有十五、六万册，而这许多书，既不限于某一派，又不限于某一观点，所以，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图书就特别有价值。而且，除掉学校本身的丰富图书以外，教会设在学校旁边杨家湾那个小村口的“学生公社”，也有相当丰富的各色各样的图书供应。大家在那种高度独立自由的学术研究环境下，既不必顾虑任何政治上的禁忌，又可以听凭自己的学术研究的需要，从极右派到极左派的书籍，从事独立自由的研究，独立自由的思考，独立自由的判断，而过一种真正高度独立自由的纯学术研究生活。

——傅正：《暴风雨前夕珞珈山上的学生》（1969年）

1949：脱胎换骨

1949年5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武昌，国立武汉大学全校学生从珞珈山赶赴武昌阅马场和汉阳门，欢迎渡江而来的解放军，随后一个星期，又接连在武昌游行，庆祝武汉解放。

国立武汉大学全体同学为庆祝武汉解放告武汉同胞书（1949年5月17日）

国立武汉大学学生高举校徽游行庆祝解放

5月24日，武汉大学教职员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向全社会郑重宣告：“我们支持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愿意贡献全部的知识和能力，在课堂、在研究室、在实验室、在办公室、在医院、在工厂和农场，为建设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统一的新中国而努力。”

1949年6月1日，武大师生在宋卿体育馆举行“‘六一’二周年纪念大会”

1949年6月10日，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接管国立武汉大学。8月24日，国立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取代学校原有的校长制，成为全校最高领导机构。

1949年7月，国立武汉大学生物系教授高尚荫、校友王焕葆（前校长王星拱之女）在Science上发表了题为Survey of Chinese Drugs for Presence of Antibacterial Substances的论文，报导了对45种中草药物进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的抗菌活性的测试结果。

王焕葆

1949年10月8日，国立武汉大学前校长王星拱在上海去世，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闻讯，特地送来挽联一幅，上有其亲笔书写的四个大字——“一代完人”。11月13日，武大师生在学校礼堂为之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位于武汉大学校园内狮子山顶老图书馆西侧的王星拱塑像

1950年秋，国立武汉大学奉令去除校名中的“国立”二字，迳名武汉大学。从此，“国立武汉大学”这个校名便永远地成为了历史，而“武汉大学”则继续前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附：

乐珈恋曲

作词：李兰、刘鹏、杨琳、郑思斯

作曲：郑思斯

编曲：杨诒

演唱：郑思斯

（以上主创人员均为武汉大学校友）

当疲倦让你不确定方向

当投入人群你依旧孤单

当风云翻涌谁在你身旁

回珈看看 她给你答案

如果树叶终将飘落

你是否后悔青春起舞

如果我们已经老去

你是否辜负了寒暑

我知道树叶终将飘落

也懂得逝者如斯夫

豆剖瓜分难削热血骨

优雅 残酷

岁月无声 终究迟暮

第八宿舍归尘土

出走半生 少年归途

就像终合上的一本书

岁月无声 终究迟暮

蜀山嘉州藏故土

出走半生 少年归途

楚水江城学汉武

学汉武

如果有人为我叹息

怜悯的是我 不是我的悲苦

乱世书生 初识风骨

是目睹先生气度

岁月无声 终究迟暮

第八宿舍归尘土

出走半生 少年归途

就像终合上的一本书

岁月无声 终究迟暮

蜀山嘉州藏故土

出走半生 少年归途

楚水江城学汉武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日月盈昃 辰宿列张

投笔从戎 伴鹰翱翔

卸甲归城 为脊梁

岁月无声 终究迟暮

第八宿舍归尘土

出走半生 少年归途

就像终合上的一本书

岁月无声 终究迟暮

蜀山嘉州藏故土

出走半生 少年归途

楚水江城学汉武

学汉武

注：感谢郑思斯校友再次授权笔者转发这首优美动听的武大校友原创歌曲！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这首歌有两个版本，词曲均有一些差异。这里发布的是2019年3月上传的版本，应该是最后的“定稿”吧？另有2019年1月上传的更早的一个版本，可点击以下网址欣赏——https://www.meipian.cn/1u8bod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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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