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悲剧（梳理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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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叔晖国画《西厢记》

对于元代王实甫创作的杂剧《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简称《西厢记》），元末明初的贾仲明曾有这样一个评价，叫"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为何说"新杂剧，旧传奇"呢？因为《西厢记》的故事框架是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而这个爱情故事本身是"旧"的，它来自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所以叫"旧传奇"。

而自从《莺莺传》问世以来，历代文人就热衷于对这一故事进行改编。其中最重要的两次改编，一次是金人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又称《董西厢》），另一次就是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又称《王西厢》）。

最初的《莺莺传》是传奇小说，《董西厢》把它变成了说唱体文学样式，而《王西厢》又变为一出供演员在舞台上表演的杂剧，因此叫"新杂剧，旧传奇"。

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历经唐、宋、金、元四个朝代，文人对它的改编，总是体现着深深的时代烙印，体现着不同时代下文人的价值观念。这便是刘勰说的"文变染乎世情"，是王国维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也是丹纳所言："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艺术哲学》）

《莺莺传》开始时，贫寒书生张生旅居于蒲州普救寺，在当地发生兵乱时，张生凭借着和蒲州将领的交情，庇护了同样寄居在寺里的崔氏母女，并因此与崔莺莺相识，一见倾心。经莺莺婢女红娘传书，两人花好月圆、私定终身。

后来张生赴京应试未中，在滞留京师期间，他反省了自己的"过错"，认为崔莺莺是个"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还搬出商纣和周幽王亡国的例子，证明红颜祸水，为自己找了一个始乱终弃的借口。

故事的结局是莺莺另嫁、张生另娶。一次张生路过莺莺家，想以"外兄"的身份相见，遭到莺莺拒绝，她只留下一首诗："弃置今何道，当阿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

但是在作品里，元稹却说"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这显然是站在张生的立场，为他的始乱终弃进行美化，为他的薄幸进行辩护。

《董西厢》里，崔莺莺的身份变成了相国千金，她跟母亲崔老夫人来到普救寺，是为了给亡父追荐，却在这里与张生一见钟情。

《董西厢》增加了一个很重要的情节，就是判将孙飞虎率兵围攻普救寺，要抢夺崔莺莺为妻。在这种情况下，张生挺身而出，他写信给白马将军请求支援，保护了崔莺莺。

为了报恩，崔老夫人承诺把莺莺嫁给张生，可随后又以莺莺已有婚约、而张生并无功名为由，想要赖账。莺莺对母亲不满，愤怒反抗，在聪明机智的婢女红娘的帮助下，张生与莺莺终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勇敢地走到了一起。崔老夫人发现二人的私情后，逼着张生上京赶考，不取得功名就不能回来见莺莺，两个有情人挥泪告别。

但《董西厢》的结局是欢喜的。张生一举及第，衣锦荣归，终与莺莺团圆。它纠正了原作认为莺莺是"尤物"、把张生始乱终弃称为"善补过"的封建观念。

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一出五本十二折的鸿篇巨制，它基本保留了《董西厢》的故事基础，保留了崔、张二人历尽艰辛、"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

不同的是，《董西厢》里二人的结合侧重于"知恩图报"，而《王西厢》正面提出了"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人的都成了眷属"这一主题思想。它更歌颂以爱情为基础的结合，从而更鲜明地反抗了封建婚姻制度，更有力地否定了封建礼教。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男女的结合，受到封建等级制度和礼教纲常的严格约束。《孟子·滕文公》说："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父母国人皆贼之。"也就是说，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私定终身者，便是贼，是羞耻的。

产生于唐代的《莺莺传》，冲不破这一封建礼教。所以我们看到，《莺莺传》里的崔莺莺，面对爱情时不是坚决勇敢，而是扭扭捏捏。她给张生回诗，说："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这明明白白是要张生来西厢幽会。可等张生真的来了，她又义正言辞地数落起张生："你保护了我们一家免受兵乱，这是义，但现在却因此向我索取，这是以乱换乱，二者有什么区别！……希望你以礼约束自己，不要陷入淫乱的泥潭。"

而且《莺莺传》里，崔莺莺始终不敢把与张生的事情告知母亲。直到张生留在京城不回来，她觉察到这份情不会有结果了，觉得曾和张生私定终身很是羞耻，说："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

《莺莺传》里的崔莺莺，还没有完全从封建礼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份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爱情最终以悲剧收场，就显得理所当然了，这是"世情"造就的。

宋金对峙时期，北方大片领土处于金人的统治之下，女真族的传统习俗也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这片国土，影响到这片国土上的文人。

女真族在婚姻选择上，比较开放、自由，男女可以自由恋爱。南宋洪皓在高宗建炎三年出使金国，在金国滞留十五年，写成《松漠纪闻》，其中记载了金国的婚俗礼仪："其俗谓男女自谋，胜于纳币而婚者。"

女真族还普遍实行接续婚的习俗，《金史》说："妇女寡居，宗族接续之。"比如金熙宗杀了胙王常胜，就将其妻纳入宫中，类似的记载在《金史》中有不少。

这使得金代的男女关系，比汉族政权下的社会开放得多。像元好问这样的文士家族，他妹妹的婚事，也是由妹妹自己做主。据蒋正子《山房随笔》记载，金朝宰相张平章，看上了元好问的妹妹，派人去征求元好问的意见，元好问回应说："可否在妹，妹以为可则可。"张平章欢欢喜喜地去了元家提亲，可元好问的妹妹却作了首诗，暗示拒婚之意，其中一句是："寄语新来双燕子，移巢别处觅雕梁。"张平章只能黯然离去。

金代的这种社会环境，使张生和崔莺莺一见钟情、私定终身的行为，具有了合理性，可以被人们所认同。于是由金人创作的《董西厢》，安排他们二人冲破封建礼教、以团圆收尾，也是有时代特征作为依据的。

而在同样是非汉族政权的元代，在同样比较宽松的男女关系、婚姻观念里，《董西厢》"才子佳人终成眷属"的故事模式得到了广泛流传，崔莺莺和张生"离经叛道"的形象得到了广泛认可，并在元人王实甫的笔下进一步发扬光大。

相应的，在《董西厢》和《王西厢》里，崔莺莺这个人物也比《莺莺传》里爱得主动、勇敢——

比如，《董西厢》莺莺与张生相识后，自白道："奴正青春，你又方年少，怕你不聪明？怕你不稔色？怕你没才调？"可见这里的崔莺莺，对于将来的丈夫有自主的想像和要求，希望他有才有貌有情调。

而《王西厢里》，崔莺莺更加大胆、泼辣，对母亲定下的婚约视而不见，对于自己的爱情义无反顾。当得知母亲要她拜张生为哥哥时，她又愤又怨，唱到："谁承望这即即世世老婆婆，着莺莺做妹妹拜哥哥......碧澄澄清波，扑刺剌将比目鱼分破；急攘攘因何，扢搭地把双眉锁纳合。"体现出她作为封建礼教反叛者的人物形象。

在唐代，封建礼教虽没有后来的宋代那么严苛，但婚姻中还是掺杂着浓厚的门第等级观念。国学大师陈寅恪曾指出："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元白诗笺证稿》）

这就是说，在唐代，要评价一个文人的人品高低，有两个标准，一是是否娶到名家女，二是是否成为清望官。而《莺莺传》里的崔莺莺，只是没落贵族子女，还不是相国千金。对文人来说，她不是娶妻的理想对象。

所以，《莺莺传》里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是封建制度下文人醉心功名富贵的真实写照。而作者对于张生的卑劣，非但不加斥责，还赞许他"善补过"，说明元稹也有着和张生一样的价值观念，是封建文人的代表。

《董西厢》里，虽然张生和莺莺最终冲破封建礼教，走到了一起，但其实《董西厢》更强调"知恩图报"的价值观念，并以此赋予崔、张爱情的合理性。

当张生怨崔老夫人赖账时，他唱到："蒲关巡检与我相知，捉贼兵免了灾危。恁时许我为亲戚，不望把心欺也哈哈!"强调自己曾救莺莺于危难，而崔老夫人当时也应允把莺莺相许。

当莺莺得知张生相思成疾时，说道："不意当初完妾命，岂防今日作君灾。仰酬厚德难从礼，谨奉新诗可当媒。"她也强调自己仰酬张生的厚德，所以不能遵从礼教舍弃张生。

而当崔老夫人得知二人私情，拷问红娘时，红娘也是以"知恩需图报答"的原则进行反驳，她说："当日乱军屯寺，夫人、小娘子皆欲就死。张生与先相无旧，非慕莺之颜色，欲谋亲礼，岂肯区区陈退军之策，使夫人、小娘子得有今日？事定之后，夫人以兄妹继之，非生本心，以此成疾，几至不起……夫人罪妾，夫人安得无咎？失治家之道，外不能报生之恩，内不能蔽莺之丑……"

崔老夫人听了红娘的话后，有所顿悟，对张生讲道："群贼方兴，非先生矜悯，母子几为鱼肉矣……今欲以莺妻君，聊以报，可乎？"

在《董西厢》的结尾，作者也进行了这样的总结："方表才子施恩，足见佳人报德。"

《董西厢》依照守信报德的原则，给莺莺和张生的爱情赋予了合理性。它并没有完全否定封建礼教，只是强调不能为了守礼而忘恩、而不酬德。以信义为重，也恰好是女真统治者的重要原则，女真族在与宋王朝打交道之初，就保持重盟誓的观念，并一直和宋廷随意背盟的行为产生冲突。

《王西厢》在《董西厢》的基础上，进行了彻底地反封建、反礼教，这里的崔莺莺不是要知恩图报，她是一心追求自己的爱情。

当张生相思成疾时，她想的不是"仰酬厚德难从礼"，而是同样陷入了相思："一个睡昏昏不待观经史，一个意悬悬懒去拈针线；一个丝桐上调弄出离恨谱，一个花笺上删抹成断肠诗；一个笔下写幽情，一个弦上传心事：两下里都一样害相思。"

当张生进京赶考时，莺莺长亭送别，她嘱咐张生："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须寄，你却休'金榜无名誓不归'。"她并不在意张生是否能考取功名，只是希望他尽早归来。

《王西厢》歌颂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并由此升华出一个主题——"愿普天下有情人的都成了眷属"。

在元杂剧里，不少描写爱情婚姻的作品，都表达出了这一相同的爱情理想。关汉卿的《拜月亭》，饱受别离之苦的女主人公瑞兰，曾衷心祝愿："愿天下心厮爱的夫妇永不分离"；白朴的《墙头马上》，为爱情而拼争的李千金，也情不自禁地道出心声："愿普天下姻眷皆完聚"。

这些主人公的生活处境、人生道路各不相同，但心愿确是一致的，都要求爱情婚姻的美满与幸福，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时代的声音。

为何元代文人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元代统治下，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严重，他们把人分为十个等级，知识分子列在第九，只在乞丐之上，而娼妓甚至列在第八。他们地位低下、命运悲惨，科举废止，又使得他们出头无望。而"才子佳人私定终身、落难书生考中状元、终成眷属得以团圆"的故事，更像是文人把自己的渴望寄托在了杂剧作品里。在剧作里，他们的地位得以提高，他们冲破了门第等级，他们也抱得美人归。

张生和崔莺莺爱情故事的流变，透视着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原汉族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对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社会礼俗形成了巨大冲击，对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中原文化进行了多方面的解构，也使文人的价值观念在时代思潮里进行翻腾。

而这些，为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助推力，为王实甫的《西厢记》"天下夺魁"奠定了时代基础。

本文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